2009中国城市发展六大关键词

    2008年的“冰”也许只是青春期的中国城市的一次成长经历，也许惟有经历过这些，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成人世界，才会更加游刃有余地度过同样严酷的2009年，惟有如此我们才会走出青春期的狂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像成年人一样面对油盐酱醋茶的成人世界，用冯仑的话说就是“现在才是过日子”。 
    2009年，中国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会很现实：生态环保、升级转型、民生保障、城乡统筹、区域联动、应对危机。

升级转型
    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面对金融海啸依然抛出“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的论调时，当其在多个场合强调广东要重拾解放思想的老家底，从而“杀出一条血路”之时，似乎很多人都认定珠三角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地步，进而误以为升级转型只是珠三角特有的需要，其他地方依然是“一片大好”。
    其实发达如长三角亦有此方面的强烈需求，在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看来，长三角吸取了珠三角的经验教训，在引进产业方面比珠三角高端，可是，其核心技术依然在外商手中，如果自己不能尽快地消化吸收创新，依然是给外国人打工。 
     不仅是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引擎，而且整个中国都被经济学家戏称为打工经济，在一个GDP远大于GNP的地方，极易受外部市场变化的影响。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命脉都如此脆弱之时，又怎能指望它的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能如何高端？
    资源型城市需要转型，重工业型城市需要转型，就连名声盛极如三亚亦面临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升级的强大压力。而这波重伤欧美经济体、始自次贷的金融危机则给中国各城市的经济升级转型施加了更强迫的外力，以往的温水煮青蛙一下子变为“要么转型要么倒闭”的残忍现实。 
     可以预见，在2009年，各个地区将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实现城市升级转型的效果，只是在外人看来这样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景与跟风并不能直达问题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建设乃至城市规划的时候就进行合理的规划，明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简单地寄希望于以后的腾笼换鸟。”一区域发展专家表示，“控制性规划与产业规划要一起做，要相互配合”。
    2008年恰是各级城市总规、新版5~20年规划蓝图纷纷出炉的年份，这样一种势头将持续到明年。若在规划之时就已完成从低级城市向高级城市过渡的定位转变，想来这对于升级转型来说无疑可以事半功倍。
    2009年是部分城市按照总规蓝图操作的第一年，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抵御全球经济低迷的不利影响，顺利达到制定的目标计划，从整个城市升级转型的角度来说，这第一步尤为重要。

民生保障
    以转折为标志的2008年在国家保民生、促消费的一系列新政下走过，展望2009年的中国无疑更具民生意味。
    年底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九字方针”。会议特别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显而易见，以上“三问”，问需于民执牛耳，搞清了民之所需才可以改善民生。而在此之前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民生”也是投资的主题词。
    可以说，在国家语境下，“民生保障”站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上。围绕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民生热点，从中央传递出的“更大力度改善民生”的信号给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中央定下了2009年经济发展的基调，而基于此的城市发展方向和基调也已然选定，“民生保障”成为2009年城市发展中当仁不让的主题词汇。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其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其最短的木板。同样，一个城市是否和谐，不是取决于亿万富翁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是否得到充分保障。
    2009年的城市将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失业救助”等诸多民生保障领域发挥出积极作用，其中，保障性住房将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不久前，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精神，高达9000亿元的住房保障投资计划快速启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后三年内将新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并完成100多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
    而根据中央的基调，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改造办法，以确保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
    城市终究是民众的城市，所以，城市发展，民生为大。要通过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民众健康、幸福为最终依托，因为这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

生态环保
    将城市与“生态、环保”联系到一起并不是新鲜事。事实上，2008年初的一场南方雪灾，更加剧了人们对城市生态问题的担忧。当大气层逐渐升温，春天的花朵在冬天开放，人类正在承受着气候异常的巨大威胁。而此时，中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间已走过30个寒暑。当市民的物质生活取得质的飞跃时，惟利是图也让生态环境遭受了肆无忌惮的破坏。而全球经济衰退在这个时候却像一次新的机会，迫使中国的城市化在2009年暂时放缓脚步，重新思索发展之路。
    2009年，或许业界更多讨论的是，应通过什么途径让高密度的社区和城市也变得生态；或者发展生态环保的决心如何与土地政策和一些政府兴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野心博弈。从生态与景观的关系，到容积率的具体设计，从生态与土地财政的博弈，再到具体交通方式的设计中可以看到，城市中“生态”和“环保”的内涵正日益丰富，它们已经是综合而整体的概念，蕴涵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所讲的纯自然生态、纯绿化、纯低密度。而对于城市而言，“生态”和“环保”实际上需要的是产业、环境和文化三方面的和谐。
    然而，即便生态城市的提出具有重要且急迫的现实意义，中国仍然已经有186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这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野心。而在近几年，随着一些以“生态城市”为名字的大盘项目在中国各大城市兴建，正反映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另一种方向。在新的一年，围绕“生态”与“环保”的发展方向，城市十分有必要对一些既有观念进行仔细的思索。

城乡统筹
    2008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里程碑。2008年初，《城乡规划法》开始实施；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定调土地自愿流转，推动城乡一体化被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
    成都开展城乡一体化实验已逾五年，而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已有两年。在两市的多方努力下，在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2008年，山东、江苏、三亚、乌鲁木齐、深圳、北京等地相继开始正式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以城乡统一规划、城乡土地流转、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统一社会保障为核心。
    显然，在我们刚刚进入的2009年，2008年的这些改革都将进入实质性阶段，其他省市的相关改革也将相继推出。这是中国城市化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年。
    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制度层面往往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要启动内需，就必须给经济松绑。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仍然很低，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爆发出来。因此，促进中国城市化的飞跃发展就成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特殊法宝。
    2008年，我们见证了《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也见证了很多城市在城乡一体化和户籍制度上的破冰。可以预期，在经济不景气继续蔓延的背景下，作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发动机，2009年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将继续深入，一些以前不敢想象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社保的统一、城乡一体规划、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都有可能在200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Page]
    “立新”必先“破旧”。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国不仅要冲破现有的各种阻扰，还要预备冲破新的障碍。2009年，在30年一轮回后，在“破”与“立”间，打响这场改革攻坚战，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决心。

区域联动
    深植于同种文化之下或位居于同一行政区划之下的不同城市，寻求区域联动是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说中国城市将于2009年上演区域联动的大戏也就不足为过了。
    区域城市间的联动，最主要的目的是整合相邻城市间的资源，避免资源的重复设置，区域内城市出现同质化竞争，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城市群以及环渤海经济带的诞生就是这种区域整合的产物。
    同样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不均衡的现象也更加凸显。当改革进一步推进，且一个城市往前追赶发达区域又略显疲态之时，城市合作所积聚的“1+8>9”、“1+1+1>3”理论喧嚣于规划之上，区域合作并实现联动也就成了落后城市的必然诉求。于是，也就有了2008年成渝经济区、武汉1+8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落地。
    不止于此。2008年国际金融飓风突袭而来，发达地区产业、经济阵痛不断，欠发达地区亦是如此。而2009年国际形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以区域联动的方式“抱团取暖”则加速提上了中国城市化的日程。
    就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经国务院批准实施，该《纲要》不仅将港澳纳入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之中，还首次将粤港澳的区域一体化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政策已经通过，区域联动已然于2009年悄然开始。事实正如诸多城市圈、群所做的那样，2009年，区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藩篱将被进一步打破。接着，又将是区域制度的统一，以及区域金融、产业的进一步融合。最终，区域联动还将落实到区域内各个城市的规划一体化上。
    除此而外，2008年，我国铁路实现的第六次提速以及新高速铁路网络的构建，也将为2009年中国城市、区域实现更大、更广范围的联动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应对危机
    很显然，2008年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开始，2009年是2008年的延续。应对危机是2009年每个城市所必然面对的问题。首先是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失业潮和产业衰退带来的企业亏损、倒闭潮在继续扩散，其次是2006~2008年房地产淘金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税收收入的减少，土地收入锐减，所带来的财政能力削弱，让这些危机的解决更加困难重重。
    东莞、昆山、温州、义乌，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在2009年所面临的挑战将空前激烈。空旷的厂房，萧瑟的街头，昔日的繁华散去之后，那些曾经雄心勃勃的城市发展规划显然就要搁置了。而这一轮经济调整显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而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毕竟“世界工厂”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中国不可能永远成为世界的廉价劳工。产业升级是必然的，这是日本、“四小龙”都曾经走过的道路。这些城市所面临的是那些煤矿被挖空、资源被耗尽的资源枯竭城市同样的问题：是被抛弃成为废墟，还是寻找替代产业浴火重生。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再走世界工厂的道路已然不现实。
    而作为民工输出地的四川、重庆、湖南、河南等地的城市需要面对的是从沿海淘金之地回来的年轻力壮的人们的就业和生存的问题。成都、重庆这两个国家级的城乡统筹实验区，在2009年将会面临真正的检验，在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民工输出省份分享“世界工厂”的成就的前几年，这样的实验进行得很顺利，但当数以千万的民工回到家乡的时候，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内地城市的真正挑战来临了。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盯着“4万亿”，不过需要泼泼冷水的是，这4万亿虽然看上去很多，但实际上这些钱撒到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可能连个响都不会听见，光一个汶川重建的计划就可能花费1万亿元，河北那些城市提出的“三年大变样”把自己的城市先拆成了废墟，这些河北城市的那些废墟要重建起来，起码需要7000亿元。全国还有无数这样的城市等待着拉动内需，还有那么多的失业人群和奄奄一息的企业等待着“解放军”，4万亿实在是不多。可以肯定的是，“跑部钱进”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幸运儿，绝大多数城市只能依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