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疫情挑战，社区作为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执行组织，在打赢疫情攻坚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基层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叠加广泛的群众参与在社区疫情防控中成效显著，但是在抗疫过程中也暴露出社区治理服务的突出短板。处于后疫情时代，当我们再次审视社区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更加人本化、生态化、智能化的未来社区共同体。
面对疫情挑战，社区作为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执行组织，在打赢疫情攻坚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基层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叠加广泛的群众参与在社区疫情防控中成效显著，但是在抗疫过程中也暴露出社区治理服务的突出短板。处于后疫情时代，当我们再次审视社区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更加人本化、生态化、智能化的未来社区共同体。
一、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社区作为城市细胞是文明、和谐、美好创建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先提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是最早对社区下定义的社会学家之一，所谓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结构成的社会实体。经历了“新四化”的持续发展，2019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已达到8.5亿，社区服务站数量达到16.7万个[1]。我国基层社区受街道办事处领导，同时业主委员会参与社区管理相关决策，正逐步向社区自治发展，很多地区形成了“党建引领、民主协商、协同共治”格局。
随着社会的进步，利用信息化加强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完善社区功能、加快建设智慧社区成为重要趋势。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高要求的提出，社区治理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城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智慧社区对于社区治理至关重要。
国家对智慧社区政策支持力度较高，近些年出台了《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智慧社(园)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政策文件，推动智慧社区建设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我国智慧社区市场规模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2018年智慧社区市场规模达到了3920亿元，预计2019年我国智慧社区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2]。
智慧社区建设正成为各地推进基层治理与服务的重要举措。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等沿海城市智慧社区发展相对较快，对于智慧社区的应用接受能力相对较高。浙江未来社区、上海自治社区等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引领创新。以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为例，2019年3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构建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目的的人民社区，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物业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引领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
浙江省在2019年底已经培育建设24个省级未来社区试点；预计到2021年底，培育建设省级试点100个左右，以未来社区的裂变效应带动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提升。
社区有效管理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阻击作用”。
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第一版）》明确指出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势，依托各类现有信息平台特别是社区信息平台，形成立体式社区防控数据链路和闭环。社区管理不仅仅能够提高民众幸福感，在重大应急事件发生时更能有效开展对人、信息、数据的精细化管理。
疫情期间，基层社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管理，例如，热成像体温监测、无人机喊话、人脸扫描通行等精细化地毯式管理手段，极大减轻社区基层负担，助力社区精细管控人员进出、车辆出入、动态发布信息，有效控制人员流动，阻断疫情传播。
二、疫情“大考”映射出社区治理短板。
社区是抗击本次疫情的前哨阵地，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很多地方也暴露出社区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科技力量在社区层级应用不足、网格员水平有限等导致智能应用不能发挥作用，上级指令不能快速响应、充分服务基层等，亟待解决。
（一）智慧社区主要功能与实际使用需求间错位
以往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更注重自顶向下，大量城市大脑对基层创新、底层需求把握不足，大量系统重视后端云部署，缺乏对基层实际需求的收集和分析，搭建应用和实际需求内外“两张皮”现象十分突出。疫情期间，口罩预约作为需求最为火爆的应用，绝大部分城市需单独研发新的app，难以融入已有系统；社区疑似病人排查收治、非新冠病人日常治疗在疫情发生和发展阶段曾一度陷入混乱无序的状况，摸不清基层确诊疫情数量、细分不出其他病情类别导致延误治疗、危及生命。
（二）基层动态数据掌握不及时、不全面
社区数据获取和利用是困扰基层治理工作快速、有效开展的主要问题。基层社区往往对物联感知、自动获取等新技术手段产生的数据采集、利用不足，时空动态数据摸不清、社区动态看不明，社区工作者在疫情期间需要将大把精力用来统计填报静态数据，与业务场景联动的数据积累不够。
尽管基层采集的数据上报多，但由于纵向部门数据上行后行政权限制约，上一级处理加工后的综合数据下沉不到社区，基层治理严重缺乏下沉数据的支撑。另一方面，面向居民的横向服务、社区综合管理都需要依赖各方数据下行反馈后形成综合分析研判，然而基层工作责任多、权利少，基层工作者对其他途径生成的辖区内居民生活轨迹、健康变化、出行情况等动态数据根本不掌握，难以对辖区内各方信息形成汇总、及时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
（三）社区网格总有覆盖不到的盲区、死角
社区是响应和解决群众问题的集中场所，而社区网格需要将人、事、物、组织等治理资源全部嵌入到具体网格之中，依靠信息技术手段来完成基本信息采集、综合治理、民生服务等多项工作，如果嵌入环节或技术手段中任何一环出现断裂，基层服务就会出现盲区、死角。
社区防疫工作尽可能做到没有遗漏，投入、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基层网格仍然不时暴露出辖区内新增病历不掌握、病人运送对接不及时、联防联控屡出纰漏等问题。
社区居民更需要保障基本生活服务，由于很多社区缺乏相应辅助平台，问题矛盾堆积在社区网格员、居委会等基层人员身上，解决问题时效性不足。
三、疫情后打造未来社区共同体建议
（一） 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社区以党建为核心的共建共治管理机制
根据疫情后社区管理的需求，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党委核心引领、社区业务流程完善、社区工作减负等核心治理环节，把更长远和正确的价值观输送给社区居民，提高居民自身的约束能力和修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以党建为引领，让基层党组织“中心居中”，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诸多主体形成合力。
建立政府基层和社会力量联合的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充分利用好物业管理公司的专业化服务资源，探索市场价值调节机制。发挥社区居民参与自治的作用，建立低碳环保、社区绿化、停车自治等社区社会管理组织，培育居民治理骨干力量。
（二）构建延伸到社区的四级联动体系，实现多渠道基层数据沉淀与共享
建设市-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的信息化末梢系统，坚持开放灵活架构，实现快速接入外部资源与系统，实现业务上下联动，数据横向融通。
充分利用疫情期间小区彻底排查沉淀的信息，进一步整合汇聚各居民区一户一表基础数据、街道条线部门业务数据、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居民办事数据等多维度数据资源，深入准确的挖掘数据价值，基于社区基层大数据高效生成业务信息线索，满足多元新场景需求，对社区进行预判性、前瞻性、精准性的治理，推动线上服务与线下社区空间有机结合。鼓励社区居民利用民情管理平台实时反馈想法与意见，及时对个人数据进行更新，社区居民成为数据的更新者、使用者。
（三）有序推进社区设施智能化升级，支撑社区网格管理信息化、专业化能力提升
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相结合，推进5G、物联传感终端、人脸识别、智能康养驿站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兼容多种设施互联互通，有效支撑社区精准感知、个性服务等能力。
结合智能设施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从“事后介入”向“事前掌控”转变，进一步织密网格并提升合理性，针对政府各直管部门多类网格化管理系统，在社区层面应该进行整合统一达到“多网合一”的动态化管理，不断提高网格责任人的素质和能力，定期开展政策法规、业务知职业道德的培训，未来网格化的社区治理手段将基于信息技术的演进和机制的完善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四）融合新技术、新模式，加速智慧社区公共管理升级
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和模式赋能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未来数字孪生的治理方式将引领城市发展，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政府在资金、人才等方面大力支持社区智慧化升级，社区是落实数字孪生理念的最佳试金石。加快推进数字孪生社区建设，最大化发挥辖区各主体数据价值，将社区的物理空间及辖区业态等转为数字化实现精准映射，以数字孪生为手段实现社区治理弯道超车。
创新社区建设运营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源，结合数据运营、保险配套、智能服务等多种方式创新盈利模式，建设居民可负担的、多方有收益的未来智慧社区。
